每年5月14日，河南省蘭考縣焦裕祿墓園都匯聚著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們。大家懷著一個共同心愿：再看看黨和人民的好干部焦裕祿。

這一天是焦裕祿逝世紀念日。

在迎接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之際，焦裕祿這個響亮的名字，穿越近半個世紀的時空，引發著人們強烈的內心共鳴。

沒有他，就沒有蘭考的今天

——蘭考人心中永遠的“老焦”

頭發向后梳著，更顯出面龐的清瘦；臉上掛著微笑，目光深邃；褐色舊毛衣的下擺插在褲腰里，外衣披在肩上；雙手叉腰，雙腿微曲。

這張焦裕祿的著名照片后來被塑成銅像，矗立在今日蘭考縣城的十字街頭。

在豫東小城蘭考，焦裕祿已成為一個標志。塑像、紀念館、被稱為“焦桐”的由他當年親手植下的泡桐樹等等，都成為當地的重要地標。

今年74歲的雷中江老人，是蘭考縣壩頭鄉敬老院的管理人員。焦裕祿任蘭考縣委書記期間，雷中江是壩頭雷辛莊大隊會計。那時還年輕的他，也和全縣人民一樣，在焦裕祿的帶領下，勇斗蘭考“三害”。

站在敬老院里的一處簡樸的焦裕祿事跡展覽室外，老人回憶起當年在蘭考火車站偶遇焦裕祿時的情形：“他穿得很樸素，也沒官架子，不說也沒人認得他，那樣子比老百姓還老百姓。”

老人情不自禁地做著焦裕祿當年對大家講話時的手勢，不時用黑粗的手擦著眼角，有些哽咽：“想起那個場面，很難忘。像我們這些人，提起他就要掉淚啊！”

“為啥掉淚，他那個吃苦耐勞的勁頭，那種實干精神，那種對群眾的感情都是實實在在的。”

每次到蘭考縣城，老人都會“抱著一顆懷念之心”拜謁焦裕祿陵墓。

47年來，人們對焦裕祿的懷念一直沒有停止。像雷中江一樣，所有親歷者談到焦裕祿的故事，仍會哽咽流淚。

焦裕祿紀念園里，松柏蒼翠、柳絲低垂，2米多高的漢白玉紀念碑莊嚴肅穆。據管理處工作人員介紹，每年從全國各地甚至國外來焦園參觀的有近40萬人次，這兩年更是突破了百萬人次。每到新麥收獲時，就有農民從家里帶來新蒸的白面饅頭，擺在焦裕祿墓前；而當地一些上了年紀的人提起焦裕祿，依然親切地稱之為“老焦”。

蘭考縣葡萄架鄉農民王洪偉說：“群眾無論是過上了好日子，還是有了困難，都會想起老焦。在蘭考人心目中，老焦沒有死。”

而在年輕一代人眼中，焦裕祿堪稱傳奇人物。在不止一次地聽母親李三妮回憶她10來歲那年親眼見過“穿得破破爛爛”的焦書記的情景后，韓村20歲的農民李彥鵬說：“焦裕祿是我的偶像。沒有他，就沒有蘭考的今天。”

作為新中國60多年歷史上“最著名的縣委書記”，焦裕祿在蘭考只工作了一年零四個月就病逝在工作崗位上，卻給當地人民留下了無盡的思念。他將共產黨人的本色詮釋得淋漓盡致。

“他留下了一座‘綠色銀行’”

——焦裕祿的遺愿正在變為現實

提起焦裕祿，不能不說蘭考當年的貧窮：由于歷史上黃河多次決口改道，蘭考生態環境惡劣，形成風沙、鹽堿、內澇等“三害”。新中國成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當地糧食畝產也僅有百斤左右。

上世紀60年代初，焦裕祿任蘭考縣委書記期間，帶領全縣人民大量栽種泡桐以改造生態，最終探索出了一條平原沙區“農桐間作”的治理模式。即按照一定密度，將泡桐樹栽在農田里。這樣不但風沙被治住了，小麥畝產也大幅提高，形成了林茂糧豐的格局。

陽春四月，記者循著焦裕祿當年的足跡走村串戶，只見到處都是成片的樹林，一個個村莊掩映其中，綠油油的麥地里長著一排排泡桐樹，粉紫的泡桐花開得正盛，成為當地一道獨特的景觀。

當年的“焦桐”已經變成“焦林”，不但是遮風擋沙的“保護傘”，還成為蘭考人民的“綠色銀行”：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當地群眾利用泡桐開展木材加工，生產樂器和高檔家具，逐漸形成產業化。

　　采訪中，記者聽說這樣一件事：因為一部有關焦裕祿的長篇電視劇拍攝需要，導演提出要在當地找一處大點的沙荒地，再現蘭考當年“三害”肆虐的情景。這讓當地人很是為難：“上哪兒去找呀？蘭考現在真是沒有大片大片的沙荒地了。”

蘭考現任縣委書記魏治功說：“焦裕祿當年帶領大家栽泡桐、治風沙，也許沒想到會給蘭考人民留下一座‘綠色銀行’。但從一棵樹到一種精神再到一個產業，其間的變遷看似偶然，卻是蘭考人民堅持生態和經濟并重、堅持科學發展的必然。”

作為焦裕祿之后的第13任蘭考縣委書記，魏治功在兩年前上任的第一天，即帶領全縣四大班子領導及各單位負責人拜謁焦園。他說：“焦裕祿是一個很高很高的標桿，我們要見賢思齊。”

 “當年焦裕祿的心愿是治理‘三害’，他是治窮，我們現在的目標是致富。”魏治功表示，如何讓這個一沒資源二沒工業基礎的農業大縣實現經濟發展百姓富裕，是擺在蘭考人面前最急迫的任務。

焦裕祿生前曾想寫一篇“蘭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文章。魏治功認為，經過蘭考人民47年的艱苦奮斗，焦裕祿同志的遺愿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實現。但從橫向比、同先進地區比，蘭考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都還不高。

 “現在蘭考面臨的還是加快經濟發展問題。我們的想法是要一年一個明顯變化，三年一個巨大變化，五年一個根本性變化，一定要使焦裕祿同志的遺愿全面實現。”魏治功說。

 “只要為民辦事，百姓都擁護”

——沒有一種執政資源，比贏得民意更珍貴持久

焦裕祿用他生命最后的475天給蘭考人民，尤其是蘭考的干部留下了一筆最珍貴的精神財富。記者在采訪中，曾向不同年齡段的人問過同一個問題：焦裕祿最打動你們的是什么？大家的回答幾乎不約而同，那就是他與人民群眾的血肉之情。

正是受到這樣的精神感召，溫振從河南農業大學畢業后毅然回到了老家蘭考，做了一名“村官”。3年來，當地百姓對他的稱呼從開始時的“領導”變為了現在的“振兒”。

溫振體會最深的是：“你只要真正為百姓做一點點小事，他們就會記你好長好長時間。”而焦裕祿的精神境界正是這位年輕人最為推崇和向往的。

從采訪中記者接觸到的許多基層干部身上，可以時時感受到一種共產黨人精神的傳承。

48歲的楊保森是土生土長的蘭考人，焦裕祿去世時他才1歲多。楊保森說：“40多年來，焦裕祿精神在蘭考幾代人心中是根深蒂固的。”

2003年，蘭考縣選派科級干部到落后的村莊任職，已是蘭考縣發改委副主任的楊保森第一個報名，并選擇了全縣最亂的閆樓鄉大李東村。此前，該村10年換了9任村支書。

 “這個村亂到啥程度？入村第七天，我自己帶的煤氣灶、油，都被偷走了。家人甚至擔心我的安全問題，好多朋友也都勸我不要趟渾水。”

楊保森沒有退縮。他說：“焦裕祿作為一個外地人，能把當時最落后的蘭考的工作做好。我作為本地人，只要一心為民，就一定能干好。”

楊保森入村后，按照焦裕祿的工作方法，深入群眾了解村情民意。他白天下地一起干活、聊天，晚上到老干部、老黨員家里座談。經過深入調研，楊保森決定從修路打開突破口。

 “當時大李東的路兩邊是坑，一下雨，既泥濘又積水，附近有個村的驢拉車去磨面，不小心滑到旁邊的坑里，驢給淹死了。”

為了修路，楊保森三天兩頭往縣里跑，一遍遍傳遞群眾的期盼，項目終于批了下來，卻又遭遇找不到建筑隊的尷尬。“因為名聲太差，大家都不愿意和這個村打交道。”楊保森又費盡口舌，找了好幾個建筑隊，終于把兩條6公里多的路修好。

路修通了，群眾思發展之心也更加迫切。楊保森帶領班子及時動員，建起了20多家板材加工廠、七八家上規模的養殖場。如今，群眾收入由當初的800元增加到3000多元，甩掉了全縣最差村的帽子。

楊保森在這個村當了3年支書。走的時候，群眾要為他立碑，楊保森拒絕了。他說，金杯銀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009年，楊保森調往葡萄架鄉任黨委書記，這是全縣16個鄉鎮中最落后。楊保森到任后，還是走村串巷，鼓勵黨員干部繼承和發揚焦裕祿時代的干勁和風格，兩年來全鄉又變模樣。楊保森認為，像焦裕祿那樣，只要用心做事，難事都不難，只要為民辦事，百姓都擁護。

沒有一種根基，比扎根于人民更堅實；沒有一種力量，比從群眾中汲取更強大；沒有一種執政資源，比贏得民意更珍貴持久。

來源：巢湖日報   作者：劉雅鳴 李亞楠 張興軍